余音

从众龙并起到“饕餮”归一

这一大型绿松石龙形器，是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和绿松石镶嵌文物的又一重要发现。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有学者认为，绿松石龙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这一出土于“最早的中国”、“华夏第一王都”的碧龙，才是真正的“中国龙”。

(资料图片)

绿松石龙形器，出现于二里头都邑初始兴盛期的宫殿区，此时的二里头聚落已经具备了东亚地区超大型都邑的内涵与气象，是中国古代广域王权国家形成的表征。3号墓则属于迄今所知二里头都邑中最高等级的墓葬之一，墓主为具有特殊身份的较高等级的贵族。绿松石龙形器和嵌绿松石铜牌饰上所表现的与沟通人与祖先或天地、神灵有关的神话性动物形象，此后成为商周青铜器纹饰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并且始终与当时社会中高等级贵族乃至王室有着密切的关系，成为王朝时代礼器或威权物品最重要的纹样母题。这启示我们，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初期以龙等神化或半神化性动物图案为代表的动物母题与后来商周王朝礼器的特殊关系及其文化内涵，可能是我们理解中国早期文明文化底蕴的关键元素之一。

龙形象文物在二里头遗址中多有发现，除了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还有陶塑龙（蛇）、刻划在陶器上的龙图像以及陶器上图案化的龙纹装饰等。这些蛇纹装饰，有学者认为表现的就是龙的形象。祭祀遗存区一带还出土有陶塑龙头，额部刻菱形纹，应是某种器物上的装饰部件。宫殿区以东出土的两件透底陶器的肩腹部，都立体雕塑有数条小蛇，呈昂首游动状，身上饰菱形花纹。宫城外侧出土的一件通体磨光、制作精致的大型陶盆，最引人注目之处是盆口内侧绕盆沿一周浮雕了一条或二条长蛇，昂首卷尾，生动逼真。蛇身上方的盆口上还阴刻了一周鱼纹，笔法相当写实。

陶透底器上用粗阴线表现的龙一首双身，其额头饰菱形纹，鼻吻凸出，也是梭目圆睛，与绿松石龙颇为相近。龙身自颈部开始分为左右伸展的双身，龙身细线阴刻不规则菱形花纹和双曲线。阴线内涂有朱砂，眼眶内则涂成翠绿色。龙身上下还饰有勾云纹和兔纹，线条飘逸圆润。另一条阴刻龙纹龙体呈弯曲游走状，线条纤细流畅。龙为梭形目，圆睛，龙身有外卷的鳍或鬃毛类装饰，近头部有爪，爪有四趾，弯钩锋利。在它的旁边还刻绘有双首一身的蛇形龙纹。类似的刻于陶器上的龙形象还有不少。图：二里头陶器上的龙纹

从出土地点看，这些装饰有龙形象的器物，基本上仅见于二里头遗址，且都发现于二里头都邑的宫殿区或其周围的重要地点，如祭祀遗存区、贵族墓地和官营作坊区等处。这表明龙形象器物为社会上层所专有，地位崇高。

中原地区龙山时代末期新砦文化刻于陶器盖上的“饕餮纹”，应与二里头文化的龙形象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已如前述；陶寺文化绘于陶盘上的彩绘蛇形蟠龙纹，早已享誉中外，也有学者指出其形态特征与二里头文化的同类龙纹相类。而二里头文化玉柄形器和嵌绿松石铜牌饰所见兽面纹，应与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长江中游的肖家屋脊文化（后石家河文化）的神祖面纹有关，其远源甚至可上溯至东南沿海地区的良渚文化。图：前二里头时代的兽面纹

左:良渚文化玉牌饰；右:海岱龙山文化玉圭纹饰

显然，二里头文化所见以龙为主的神秘动物形象要较此前的龙山时代诸文化复杂得多，龙的形象也被增添了更多想象或虚拟的成分，呈现出多个系统的文化因素整合的态势。这类由其他区域引进的信仰与祭祀方式，有可能暗示了与上述史前文化相同的神权崇拜理念被吸纳进来，成为二里头贵族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这种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里头作为大型移民城市，乃至跨地域的广域王权国家——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的兴起过程。

不少学者把二里头出土的龙形象文物，与文献中种种关于夏人龙崇拜的记载联系在一起考察。但龙作为后来中华民族神圣的图腾，在其出现的早期阶段并不专属于某一族系，其后的商王朝社会生活中的龙形象愈益兴盛。因此，尽管文献上有不少夏人与龙关系密切的记载，但它们的出土还是无法让我们把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直接挂起钩来。

众所周知，盛行于商周时代青铜器上的主题纹样，长期以来被称为“饕餮纹”。但也有不少学者质疑这种铸于国家重要祭器上的纹样是否就是以狞厉贪婪著称的怪兽“饕餮”，因而以较为平实的“兽面纹”一词取而代之。王震中、李学勤更进一步指出这些纹样主题的大部分，应即龙纹。李零则认为“（商周时期）饕餮纹与龙纹同时存在，前者……就其主体而言，应是龙纹面部的特写，两者属于同一大类”。随着早期王朝的社会文化整合，广域王权国家逐渐臻于全盛，本来具有多源性特征的龙形象也规范划一，并逐渐抽象化和神秘化，作为“饕餮纹”固定下来，成为最重要的装饰主题。而以嵌绿松石铜牌饰为代表的二里头所见兽面纹，开创了商周青铜器上兽面母题的先河。

可以显见，二里头正处在龙形象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奠基与转折的关键时期。前所述及的二里头龙形象的诸多要素如整体面部特征、梭形目（或称臣形目）、额上的菱形装饰、龙身的连续鳞纹和菱形纹等形体和装饰特征，都为二里岗至殷墟期商王朝文化所继承并进一步发展。而商周王朝青铜礼器中的龙形象，又奠定在后世中国古代龙形象进一步递嬗演化的基础。

图：后二里头时代的兽面纹

左:二里岗文化铜构件；右:殷墟文化铜器装饰读者朋友可能已注意到，在发掘报告和学术文献中，我们把二里头3号墓出土的这件大型绿松石器称作龙形器，而不是直接称其为“龙”。容易理解的是，在缺乏自证性文字材料佐证的情况下，对不会说话的文物性质之判定具有很大的或然性。众所周知，龙是人们想象和推衍的产物，只要具备“四不像”甚至“二不像”的特征，就进入了广义龙形象的范畴。这一大型绿松石器精工造就，至少由两种动物形象组合而成、不见于自然界的灵物，当然会诱发出人们关于“龙”的丰富联想。但要指出的是，我们的分析也是一种推论，有待进一步的发现与研究的验证。新的考古发现在不断地提供解决问题的线索，同时又提出更多新的问题，引发我们不断地去思考、去探索。而这，正是考古学的魅力之所在。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科学出版社，1980年。

2.王震中：《“饕餮纹”一名质疑及其宗教意义新探》，《文博》1985年第3期。

3.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4.顾万发：《试论新砦陶器盖上的饕餮纹》，《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

5.王青：《镶嵌铜牌饰的初步研究》，《文物》2004年第5期。

6.杜金鹏：《中国龙，华夏魂——试论偃师二里头遗址“龙文物”》，《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

7.陈芳妹：《二里头M3——社会艺术史研究的新线索》，《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

8.李志鹏：《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

9.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

10.冯时：《二里头文化“常旜”及相关诸问题》，《考古学集刊》第17集，科学出版社，2010年。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

12.邓淑苹：《万邦玉帛——夏王朝的文化底蕴》，《夏商都邑与文化（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13.许宏：《二里头M3及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的考古背景分析》，《古代文明》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14.李延祥、先怡衡等：《陕西洛南河口绿松石矿遗址调查报告》，《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3期。

15.李零：《说龙，兼及饕餮纹》，《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3期。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许宏、袁靖主编：《二里头考古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作者：许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节选自《碧龙耀世——“超级国宝”的前世今生》，《十件文物里的中国故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10月）